肢解阿男

    在九十年代步入文坛的包头青年作家中，宋阿男是冲劲很大、收获颇丰的一位，两三年的光景就出一个集子，便是证明。在此，我只对他的六篇作品略加点评，至于对宋阿男创作的全面概括、深入透视，还有待方家手笔。
    记得宋阿男有一个中篇叫《四个人的寓言》，这很有代表性，假借寓言式的隐喻，实现对表层抒叙的超越，“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他自觉的创作追求。鼓吹象征主义的学者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象征的境界，如果此言不枉的话，那么我们说，宋阿男走对了路，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用力，他以生命终极体验的意念化智性表现为本，读他的小说，总感到哲理多于诗意，无论他笔下人物取个外国名字，还是穿上古人衣装，那都并不重要，你也不必苛求他曾否异域采风，或穷经皓首，他更为关注的是形而上学的思考，读者随他走进具象世界，在他的暗示下，再独自攀升理性王国。方为悟解之正途。
    《创世纪》就是一篇寓言式的小小说。大背景，小制作。嫉妒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在所有的嫉妒当中，爱情的嫉妒是最具杀伤力、最具毁灭性的，东生对西生即此。我们还可以把《创世纪》看作《圣经》中“创世纪”的故事的东方版本，因为东生的嫉妒是柏杨先生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作者情不自禁，“飞上天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西生想要飞上天，东生不是设法飞得更高，而是暗算西生，我不飞，你也别想飞，“黑色的鱼躲在暗处一跃而出吃掉一条在明处游弋的小红鱼”于是，一个民族腾飞的理想就这样在“窝里斗”和“酱缸文化”的腌制中被腰折了。本来是历史进步的阻碍，却美其名曰“脚踏实地”煌煌祖训千古流传；本来是对文明的残害，而文明却又从这里开始。作者在悖论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痛心，也有希冀，他让西生“不屈的魂在渔村上空游”，不露地声色地呼唤着民族的飞升。
    《走出丛林》真正属于雅俗共赏的一类，这有赖于它的多维的层次和丰富的内涵。
    首先它很好看，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的读者也会入迷的。我是把它当作电影文学剧本来读的，画面感很强，故事性也很强，写空战，写原始森林，都惊心动魄，有板有眼，入情入理，大大地满足了读者探险猎奇的审美心理。仿佛作者就是琼斯或者花山，曾亲临其境，读了这样的小说，不能不对“生活源泉”说产生了怀疑，至少要做新的诠释。
    其次，小说显在的题旨意蕴是对战争的控拆。它彻底扬弃了既往战争题材作品的套路，不再区分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从而厚此薄彼，而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指斥战争是少数人的残酷的游戏，老百姓的灾难的深渊，军国主义肆虐之处，战争狂人淫威之下，战争导致生灵涂炭，人性灭绝，遭殃受难的总是人民。在战争中，花山的妻子饿死了，儿子炸死了，“同在十一飞行中队的所有同班同学中”几乎都遭受过失去亲人的痛苦。板本美智子“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为了寻找哥哥板本鉴三，在东南亚战场辗转三年，沦为慰安妇。发动战争的一方，人民也是颠沛流离，苦难深重，这比单纯写被侵略者的残遭蹂躏要深刻得多。
    再次，作者煞有介事地叙述战争故事，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者说不只在酒，读者且不可被这花里忽哨的迷彩装蒙蔽而浅尝辄止，那就未免太可惜了。我若说这是一篇文化小说，该不会有人反对吧。硝烟弥漫的空战过后，我对第六章森林奇遇更感兴趣，花山信之介与琼斯·特里尔的唇枪舌剑的“战争”，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冲突，更耐咀嚼，更富有文化意味。《走出丛林》的题目，也标示着作者是把这部分内容当作重头戏来写的。
    读这篇小说，熟悉苏俄文学的读者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前苏联的一个颇有争议的中篇《第四十一个》，作品讲述了一个苏联女红军与一个白匪士兵之间的故事，他们始尔敌人、继尔情人、终尔敌人，随着境遇的变化，人物关系发生陡转，提示出特定情境下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人性的复杂性，确也令人感慨系之，反而遮蔽以至削弱了作品其它方面的内涵；联系创作背景，又有“理念先行”之嫌，它是对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的一种回应。
    《走出丛林》也切入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在战争中，人类自相残杀，而当面对大自然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抑或朋友时，人类又不得不携起手来同仇敌忾。但这些显然不是作品的着力点。作者浓墨重彩地表现了琼斯·特里尔和花山信之介之间的性格冲突。表现了他们两个人背后的美利坚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世界上每一个自立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特定的民族文化又哺育了该民族的后代子孙，二者相因相生，互为因果，世界也就变得斑斓多彩。有一则寓言可以见出文化及其滋养的民族性各个殊异。据说国际联盟曾在数十年前以“大象”为题悬赏征文，从各国自拟的题目可以看出不同的心态：英国人写的是《英国统治下的非洲猎象事业》见其殖民主义者的扩张性；法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情爱》见其爱情至上的主导思想；德国人写的是《大象思维》，见其长于思辩性的特点；俄国人写的是《俄罗斯之象——世界之最》见其强烈的民族自主性；波兰人写的是《波兰的主权与象的关系》见其争取独立的迫切性；美国人写的是《象与驴之战》“象”为共和党的象征，“驴”是民主党的象征，见其明显的竞争性；意大利人写的是《象啊，象啊……》见其对艺术的酷爱，中国人写的是《象群的“伦理纲常”》见其深刻的道德性。
    琼斯·特里尔和花山信之介的性格差异集中表现在对战争的认识上。在充满民主气息的美国文化精神的感召下的琼斯·特里尔，对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体现出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战争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之一”，“在战争中人类的阴谋和智慧发展到了极致”，“能创造价值的战争可以打，不能创造价值的战争完全没必要打”。“我们都没错，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也左右不了什么……”而花山信之介呢，出于对天皇的愚忠，出于武士道精神的负面影响，他狂热地虔信：“帝国军人的职责就是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大和民族在流血，整个世界都在流血，在燃烧，但是如果只有踏着血迹才能前进的话，那么就流血吧!”尖厉刺耳的警报声，在他听来却异常亲切，欢欣鼓舞，妻儿都在战争中死去，他仍然执迷不悟，“我是天皇陛下的子民，我必须为天皇陛下的圣战献出我的一切，包括幸福、家族，乃至生命，我不能辜负武士的荣誉……”难怪琼斯·特里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日本人没有思想，你们的思维就是天皇的思维，你们的思想就是天皇的思想!”
    民族性格的诸多侧面都落实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落实在细节上，琼斯·特里尔幽默、灵活、机敏，花山信之介呆板、固执、重诺。而对爬满蚂蝗的衣服，“琼斯象疯了一样把衣服在地上又摔又踩。花山信之介则拿过衣服光着屁股一个一个地对付。”争夺巧克力，遭逢野猪，同时刻划出琼斯的实在、豁达与花山的自私、贪婪。琼斯的无私殒命，为自己的人格涂抹上靓丽的一笔，而花山九十年代的访美，也为小说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入选的四个短篇也都各有特色，各擅胜场。《战争》是近年来也算热门的土匪题材，小说把商人的奸诈、土匪的粗蛮、地痞的刁钻，都写得很到位，该篇颇得古典文学神韵，笔墨简劲、峭拨，白描娴熟、传神。《风花雪月》大跨度、巧构造，渲染尽致，传奇色彩浓重，心理刻划入木。《玫瑰故事》感觉好，火候把握好。《绿色守候》把一个英雄故事写得情味悠长，显示出作者举重若轻的处理题材的功力。
    以上，笔者姑妄言之，读者不妨姑妄读之，但我想，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作者来说，可能更多是不是评论，而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