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乌盟兄弟
　　　　　　　――评论家张伟读《乌贼传说》

　　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迅速边缘化，便自暴自弃地变成了小圈子里的浅吟低唱。有人遁入历史，演绎着帝王将相的乏味故事；有人躲进卧室，复制着红男绿女的滥俗情欲。有人稍富之后即做贵族状，风花雪月，哼哼唧唧，无病呻吟；有人即便探触到社会底层，也故做悲天悯人状，居高临下地俯看众生。久违了！那些真正用心去介入生活、关注民生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为宋阿男的《乌贼传说》而叫好。

　　对号入座是文学阅读之一忌，这是常识。从“旧红学家”，到“阿Q正传”连载时的某些读者，文学史上因对号入座而留下了一串串的笑柄。但这一回可以是个例外，无论我，还是其他读者，都会心地径直把小说中的乌县人确认为乌盟人，而且坚信绝不是误读。是的，宋阿男写的就是乌盟人，具体地说，是在包头打工的乌盟人，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介于虚物与纪实之间的一种第三状态。

　　现在不少作家都喜欢在虚构的作品里使用真实的地名，　大体说来，是为增添一些亲切感、真实感，有时也不排除是一种恶作剧。宋阿男也如法炮制，只不过做了一些僭越式的篡改，把赤县（赤峰）、安兴市（兴安盟）、巴市（巴盟）、乌县（乌盟）统统纳为鹿城（包头）的辖区。取名“天外天大酒店”的铁棚子，是随手一笔的戏谑，为作品增添了些喜剧色彩，也稍带着讽刺了当今充斥社会各界的泡沫现象。

　　主人公刘二改在小说中一露脸，就由黑夹克衫上的白灰点亮明了身份：乌盟民工，桥头部队之一员，给装修房子的人家刮腻子的。

　　曾几何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乌盟人成了宴席上人们下酒的笑料，饭后的谈资，顺口溜里被嘲弄的丑角。《乌贼传说》也是“从一个笑话开始”的，小说的前半部分全然是以喜剧的笔调来写的，忍俊不禁之余，我也替宋阿男捏着一把汗，这不是饭桌上笑谈的续集吗？这不是在作品里又“俗”了一回吗？丁铁柱和老板娘的那段故事，写得太挖苦，我真想劝劝阿男、学学铁凝的叙事伦理。幸而在作品的后半部分，我读出了沉重，也见出了阿男的超拔，也为他的反叛世俗的立场而高兴。

　　大英百科全书里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就是“社会的批判者”，绝不人云亦云，绝不入乡随俗，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保持一份理智，代表社会的良知说话。直截了当地说，宋阿男为乌盟人出了一口恶气，给乌盟人一份理解，一份温暖，一份人文关怀。对于乌盟人，我们太缺少平视的角度，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平等地把他们当作人，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人来看待。我在一本书里也曾为乌盟人鸣过不平：“在上海，谣言中恶性事件的主人公一般总是河南佬；在包头，不光彩的事儿都派给乌盟人，还有‘台湾人’、‘澳门人’之类明显带有贬损意义的的称谓”（《口语表达心理研究》第246页）当偏见被成千上万的人重复着的时候，仿佛就是公理了。

　　阿男为乌盟人而愤愤不平，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的主人翁站出来宣言：“别再叫我们乌贼。”“我们是人，不是乌贼。”阿男还引导着读者反省进而良心发现，乌盟人为我们刮家、扛煤气、搬垃圾、通下水道，乌盟人已经深入到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离开了乌盟人我们一天也活不好。甚至要改一改众口笑传的顺口溜：“所有的坏蛋都被乌县人抓了”。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加速度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卓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无论从与年俱增的数量上说，还是从他们的现实处境来看，都理应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呼吁全社会关注、关心弱势群体，其中就包括着这些务工农民。李佩甫《城的灯》，以长篇的容量做出了反映。从乌盟打工仔到安徽小保姆，这是一支大军，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而我们扪心自问，在来去匆匆的城市人流中，有多少人正眼瞅一瞅这些“上海屋檐下”求温饱的、甚至在生命线上挣扎着的打工仔呢？倘能不表现出歧视，恐怕已是难能可贵了。

　　小说中写到刘二改“见义勇为”后，《家庭周末》报曾专版讨论过，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养尊处优的知识阶层，带着城里人的优越感，不痛不痒地夸夸其谈，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感和悲悯情怀，透过字里行间的辩论，也显得那么虚伪，不知阿男本意如何，我是读出了这份假正经的。听了电台播出的刘二改的事迹，阿男让“许多老头老太太都哭了，他们想起了乌县人的种种好处……”但愿这不是阿男的“包办代替”，但愿这也不仅仅是阿男对市民的吁请，而变成为广大市民发自肺腑的心声，对乌盟人的关爱，对乌盟打工仔灰色人生投去一瞥深情的注视，把浅薄、轻漫的嘲笑变成含泪的笑。

　　本来，讲故事与塑造性格是一致的，我们都还记得高尔基的那句老话，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要让故事情节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而不是相反，让人物迁就故事，充当故事中的道具，本偶般地被拉来牵去。

　　宋阿男的才气是漫溢的，宋阿男的想像如脱缰的野马，他很会讲故事，也太过迷恋故事，应该说，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他在几年前出版的小说集名为《红马传奇》，写传奇性的故事是他的拿手好戏。但就这一题材的处理而言，也许还有别的路子，与情感基调，人物命运更合拍的节奏，比如说，不要那么流畅，故意写得迟滞一些，顿挫一些，给人一种疙里疙瘩的感觉，也许更好些。淡化故事，以生活流出之，写出他们琐碎的日常性，也许更接近他们生活的本真，比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更能走进读者的内心。传奇性虽然能够带给人感官和情结上的刺激或震惊，但往往难以达到内心的震动。

　　也许是出于矫枉过正，宋阿男把三个乌盟人都塑造成了“正面形象”，“死心眼儿的刘香”是那么刚烈。刘二改扮演了一回“见义勇为”的英雄，就连他的犯罪入狱都是十分光彩的，是为打工兄弟讨要工钱，因失手使齐大庆致死。侯改芹的“傍大款”也是那么迫不得已，无可奈何，那么无可指责。其实，在为乌盟人“伸冤”的同时，对乌盟人的人格缺陷也不必讳疾忌医，写出他们性格的复杂构成，写出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性的弱点，作品会更见厚度和力度，而不至于有类型化之嫌。比如写出由于贫富悬殊造成的心理失衡，由于倍受歧视而产生的报复心理等。都是可以拓展的艺术空间。比如刘二改，底层人也是人，也有正常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主持人李珠的声音，就感觉到鼻子闻到一股淡淡的发香，还联想到海子的诗，这里通感的调用，细节的描写，十分精彩。而写他暗恋李珠，跟踪李珠，就显得笔墨有些不够了。我想，写他的性压抑，写他因压抑而心理变态，展示他纯粹属于生理欲望的煎熬状，这与他的“见义勇为”是完全可以统一于一身的。而且，对人性的揭示更深刻、更真实、更残酷。刘香的形象是可爱的，她的自缢，用一个全红的中国结结束了自己，从而完成了这一性格的塑造。但细细想来，其性格基础写得还是不够充分的，这让我想到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还有那个侯改芹，还可以再挖掘得深一点，刻画得细一点，进一步写出她内心的撕裂般的隐痛。那位秘书长，那个齐大庆，对立面人物的塑造也显得脸谱化了一些。有一处反讽的运用，我倒觉得是神来之笔，那就是刘二改获得了“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之后，他的单位领导畅达公司老总齐大庆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优秀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这是对主流社会的批判、控诉和绝妙的讽刺。

　　上述云云，只是众多解读方式中的一种，众多设想中的一种。每个作家都有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有他艺术处理的自由选择和独特方式，这是必须尊重的艺术规律。无论如何，关于组织矛盾冲突，是宋阿男应该光大的，听说阿男当了记者，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会不会由于作家的职业习惯而添枝加叶，从而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他的新闻稿我没有认真读过，不过。按荣格“角色丛”理论，以阿男之聪明，是会自如地进行角色转换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反而为他的小说带来许多益处，更贴近生活，更富有时代感。作品的最后的“到两则消息结束”，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律师为民工讨还拖欠工资的消息。在我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大报小报、广播电视，或以头条位置，或作热播节目，连篇累牍，反复报道这一新闻热点。这让我们看到了宋阿男兼记者、作家于一身的又一优势。

　　我对这篇小说的兴趣，既有纯文学方面的，更有来自文学之外的。春节又快到了，乌盟兄弟又要“回家过年”了，但愿我们的市民们，不要总是以警惕和戒备的眼光视之，凉房被撬，也不要武断地认定就是乌盟人干的，宋阿男的小说，是献给乌盟兄弟的一份新年礼物，我建议《鹿鸣》这一期应加印一些，设法送到乌盟兄弟手里，让大家共勉、自励。

　　你好！乌盟兄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