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是小说腾飞的翅膀
――读《乌贼传说》与阿男商榷

 　　《鹿鸣》文学月刊（2004第1期）发表了我市青年作家宋阿男的中篇小说《乌贼传说》。这是一篇关于农民进城打工的文学。它的价值不在于写谋工难、打工苦，而在于它直面现实，带着生存的焦灼，描绘了城市人与农民工这间的那种无形的隔阂和市场经济出现的新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冷漠与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和进一步深入，农民涌进城市务工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一股滚滚洪流。作为文学作品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很正常的，无可厚非，业已出现不少震撼、令人欣慰的好作品。如荆永鸣的《北京候鸟》；罗时汉的《翻身农奴把歌唱》；鬼子的《被雨水淋湿的河》等等。这正是文学价值意识的回归。宋阿男在文学多元纷呈面前，告别潮流，拒绝跟风，自觉地寻找自我的文学天空，营造自己的艺术思维，审美理想和个性化的小说世界，无疑是一种突破。
　　刘二改（一个有文化的乌县人）来到鹿城打工，受到鹿城人的不公正待遇，他想不通，尊严受到挑战；刘香（刘二改的妹妹）在栖身的宿舍里遭到打动，身体马上就要被歹徒强暴，为保持自己的女儿身她跳楼致残，后自杀了；候改芹来到鹿城打工被鹿城的青年企业家齐大庆强暴，无奈成为齐大庆公开的“二奶”。这些辛酸的境遇和自己的种种荣辱苦楚，使得刘二改激愤难平。他终于借为农民兄弟讨工钱的机会，狠狠地踹了齐大庆一脚，没想到齐大庆脑袋行政管理地磕在了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一个台阶上，死了。作为将要被判死刑的刘二改，记者问他有什么话想对鹿城的电视观众说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是人，不是乌贼！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两个死了，进城打工的农民是何等的艰难啊！在我看来，宋阿男的这篇小说，不仅是为乌县农民正名，重要的则是小说中流溢出的一种宝贵的品格，那就是：面对农民进城后的生存现状，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不苟同世俗，在平静的叙述中透出的悲悯情怀与炽烈的批判精神。这是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
　　显然，就其小说的技巧而言，我认为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上述主体意旨其力度还显不够。这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愿与阿男商榷，主要问题的症结是：素材的选取和情节结构的安排过于拘泥；纪实的成份大于虚构；现实的东西多了一些，想象力不够。我想，阿男在构思这篇小说之前，现实生活可能多次给过他一个指令，那就是：鹿城人调侃乌县人是贼，让他愤愤不平，总想着用文学作品为乌县人正名。正是由于这个指令经常困绕他，让他挥之不去，在深思熟虑、未展开想象就开始下笔了。所以构思的人物，选择的素材拘泥于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件。如：刘香被歹徒威逼强暴跳楼致残，报纸和电视就曾多次报道过；刘二改救美成英雄，也是新闻中常见的故事；侯改芹被齐大庆强暴后无奈做了“二奶”，虽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典型性，也显得牵强无新意。问题并不是新闻事件不能拿到文学作品中用，而是我们怎么用。阎连科的小说《受活》就是根据两则消息写成的。一个是《参考消息》上的100个字的小消息，在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有几个政党觉得应该把列宁的遗体火化，共产党不同意，而当时的政府说没有保存他的经费；另一个事是50年代长江发大水，武汉人扛着装有沙子和石灰的沙包去抗洪抢险，因为石灰见水蒸发烟雾，一大批人这个原因导致双眼失明，事后当地政府把这些失明的人安置在一个村庄，给盖了两工栋楼，叫盲人村。就是这么两则报道，阎连科把它连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观察，写出了震惊文坛的《受活》。小说是人学，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定论。它不仅仅是用来表现现实中人的灵魂。而阿男恰恰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注意了故事，忽略了人物的心灵剖析（哪怕是细节或是对话），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那么做。另外一个问题是线条多。这多少影响了作品的力度和张力。如果我来写，我可能会把刘香去掉，只保留刘二改、李珠，齐大庆和侯改芹。有这四个人物足够了。设计一个中心事件，让这四个人物在这个核心事件中相互冲撞。另一个办法就是贴着人物写。就象荆永鸣的＜北京候鸟＞那样，写人物的命运。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其实质是对现世存在含有一种隐喻：人永远是命运的产物。一个人如何掌握好自己的命运，这不仅是现实中的人，也是小说中人物自己的事。是贴着人物写还围绕核心事件写，这要根据小说家自身的素养和所要表达的意旨及素材而定。不管用哪种方法，都应该写出人物的内心。
　　就目前而言，小说确实面临着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的双重考验。不知是哪一位作家说过：现实是小说的基础，想象是小说得以腾飞的翅膀，功力（技巧）则是抵达彼岸的阶梯。我觉得为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以为，面对现实，作家还多一些思考，思考得日趋成熟，就有了独属于你的，而不是别人的这样一个文学的世界。勤于思考吧，展开你想象的翅膀吧，文学的天空才会变得湛蓝而多彩，作品才不囿于生活而获得艺术上的提升。
　　祝愿阿男写出有力度、好看耐读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