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乌盟的也是中国的

                      -----就《乌贼传说》答郭盛先生

张    伟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并由此而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于时，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开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我们还可以引证许多著名作家的发自肺腑的感喟：感谢生活，感谢生我养我的土地，感谢我的父老乡亲，甚至说，我就是为他们而写作的。

　　作家笔下的人物，我们也完全可以指认他的籍贯，而丝毫无损于典型形象的广泛的社会意义。大名鼎鼎的阿 Q，就是河南水乡的农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换了瓜皮小帽就不是阿 Q了。这样的“对号入座”并没有限制读者对阿Q性格丰富的内涵的深入解读，阿Q主义是一种精神病态，就其历史根源来说，又与中国历次特别是近代被外族侵略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这一点早已在文学史家、普通读者中达成了共识。因而，阿 Q是江南的，也是中国的，甚至还是世界的。罗曼罗兰就曾谈到，法兰西也有阿Q。鲁迅先生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使阿Q 成为一种“共名”（何其芳先生对典型的阐释，即生活中人们常用典型人物的姓名称呼具有某种性格特征的人），从而跨越世界，超越时代而产生共鸣。

　　同样的道理，我们把《乌贼传说》中的刘二改确指为乌盟人，也不会使其作为打工一族的形象意蕴有所衰减，他们是乌盟的，也是中国的，是城市进化进程中，亿万打工仔里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这一个”，同时也涵盖了所有打工者的辛酸的人生遭遇，文学就是要从有限出发而抵达无限的。

　　我不否认，我的评论文章定题为《你好！乌盟兄弟》带有炒作的用意。（之后收入评论集《艺文论衡》时，已更名为《作家应成为偏见的批判者》）。美国的一位新闻理论家说过，什么样的新闻吸引人？地方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把虚构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乌盟人划上等号，不仅从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蛛丝马迹，且目的在于让这篇小说走出文学界的小圈子，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思，特别是引起乌盟打工仔的自审。我在评论的最后点出了这个用意：“我对这篇小说的兴趣，既有纯文学方面的，更有来自文学之外的……我建议《鹿鸣》这一期应加印一些，设法送到乌盟兄弟手里，让大家共勉、自励。”倘能如此，文学的社会作用也就得到了彰显。何况，按着波德里亚的分析，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抹平日常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界限――艺术可以是一种生活，生活也可以被包装成一种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可以随时走出来，走到我们中间，我们也能够自然而然地走进作品，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文学贴近生活的重要表征吗？

　　郭盛先生还对岑思先生的评论提出商榷，我也顺便发表一点个人看法。岑思认为阿男的小说粘滞于生活（新闻报道），缺乏想象。郭盛的观点则相反，认为想象泛滥，生活体验不够。看似尖锐对立，也许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发现了作品的缺憾。作家对主人公缺少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故作悲天悯人状，也许是事实。该展开想象的地方显得贫弱，该收敛的地方又不够节制，或许是有的。但在我看来，这两个方面（生活、想象）都不是《乌贼传说》的重要症结。反复阅读之后，我以为问题出在作家的认识上，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物的认识，不够深思熟虑，没有真正走进人物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只凭着一种为底层鸣不平的道义感、责任感，主题先行，从而伤害了本应血肉丰满的人物性格。这给我以一点深刻的启示：贴近生活固然是可贵的，保持审美距离也是必要的。作家要把握好这个度，拿到一个题材后，先焐一焐，不急于出手，由“焐”而“悟”，想得通透了再操觚提笔。才会有精品力作产生。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舍先生的笔力。他的骆驼祥子，也是个来自农村的城市个体劳动者，是那个时代的打工仔。老舍既写出了他身上体现的劳动人民的勤劳、刻苦、善良、正直的优良品格和强烈的生活欲望，也写出了他的狭隘自私、目光短浅，更写出了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以及黑暗势力是怎样从精神到伦理道德对一个善良的个体劳动者的催残。祥子由人变成鬼的过程揭示得很有层次感。很有说服力；在黑暗势力面前，祥子的失败是必然的，悲剧的结局是注定的，说回来，这一切全赖老舍先生对社会、人生的清醒认识，不知阿男、岑思、郭盛三位先生以为然否。